

抑郁症状严重度是多数抗抑郁药治疗试验关注的焦点,但在抑郁症疾病负担中,它仅起到了部分作用。相反,对于造成抑郁症负担最重要的原因——丧失工作能力,却鲜有相关研究。抑郁症患者中,出勤主义(Presenteeism,指员工在生病、压力太大或因其他原因无法专心工作时,仍照常上班,工作效率降低)及缺勤天数约为18.2-46.8天及7.8-8.7天/年。
为了系统评估工作效率与抑郁临床病程之间的关系,研究者Manish K. Jha等在CO-MED试验框架下进行了一项研究,结果8月13日发表于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》(IF 13.505),要点如下:
研究方法
受试者来自联合用药改善抑郁预后(CO-MED)研究(n=331),均为处于就业状态的慢性抑郁症患者(目前发作超过2年)或本次复发≥2个月(HAMD-17得分≥16)。受试者按1:1:1分配至①艾司西酞普兰+安慰剂(SSRI单药治疗);②安非他酮缓释剂(SR)+艾司西酞普兰(安非他酮联合用药组);③文拉法辛缓释剂(ER)+米氮平(文拉法辛联合用药组)。
研究者重复测量了受试者的工作效率、抑郁症状及临床改善(QIDS-C、QIDS-SR、WPAI等),并分析了急性治疗期的工作效率变化轨迹与未来3个月(急性期)及7个月(持续期)时的缓解状况的关联。
主要结果
急性期
即使在调整抑郁症严重度变化因素后,仍发现抗抑郁药急性期治疗与缺勤减少及工作效率提高有关。
▲ 最近1周缺勤≥1小时的受试者比例,从基线时的40%降低至第12周的14.1%;报告出勤但工作效率受损的受试者比例从基线的23.1%降至6.8%;
▲ 第12周时,受试者平均缺勤时间显著降低(12.34→4.17小时,F=6.34,df=7,1606,p<0.0001);平均出勤主义时间显著减少(40.4→19.8小时,F=22.82,df=7,1707,p<0.0001);
工作效率变化轨迹
根据受试者在急性期内的工作效率变化,研究者建立了三种不同的工作效率变化轨迹:
① 显著早期改善(23.8%);
② 轻度变化(49.2%);
③ 高度受损轻度降低(27.0%);
基线时,三种轨迹除抑郁症严重度外,其他临床及社会人口学特征相近。轨迹③受试者QIDS-SR得分高于其他二组。
工作效率轨迹与抑郁症转归的关联
▲ 轨迹①受试者在治疗第3个月时,缓解率显著高于轨迹②(OR=2.7,95%CI=1.0-6.9)及轨迹③(OR=5.4,95%CI=1.8-15.9);
▲ 第7个月时,轨迹①受试缓解率显著高于轨迹③(OR=5.0,95%CI=1.5-16.4)。
调整基线变量及第6周缓解状态因素后支持上述结果。
启示
分析显示,抑郁症患者接受抗抑郁药治疗后,即使在调整抑郁症状严重度变化因素后,自我报告工作效率提高仍与更高的抑郁症缓解率相关。早期工作效率提高者在治疗第3个月时,缓解率显著高于其他受试3-5倍,第7个月时高2-5倍。在抗抑郁药治疗急性期,工作效率的提高可能与认知功能改善有关。研究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一种抑郁症患者早期工作效率变化模型,可用于预测未来抑郁症的严重度及病程变化。
研究者强调,在治疗早期评估患者工作效率的变化是重要的,该指标可独立于抑郁严重度预测疾病的转归。若患者工作效率显著改善,则提示未来缓解的可能性更高;反之,若患者急性治疗期工作状态仍无起色,则未来疾病走势可能也不容乐观,需加强对患者认知功能及抑郁症状的管理。